2021年9月28日

“看的是欧洲想的是中国”

任何民族的文化都具有时代性和民族性,“在中国近代史中,所谓中西之分,实际上是古今之异”(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北京出版社近期出版的《中西之交》分两部分,辑录了我国著名国际政治与欧洲问题专家陈乐民先生关于中国和西方对比的一些文章。辑一主要谈中西文化交流的一些思想史问题。辑二主要是西方哲学家对于中国的认识,以及中西哲学家的一些对比。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袁行霈先生认为,“编辑这套丛书,有一个用意就是节省读者的时间,让读者在较短的时间内获得较多的知识”,“还有一个用意,就是想多一点文化积累的工作。把那些经过时间考验的、读者认同的著作,搜集到一起印刷出版,使之不至于泯没。”

陈乐民先生是我国“欧洲学”的先行者。从20世纪50年代就开始和欧洲打交道,整整半个多世纪。80年代完成了他的第一本专著——《探究二战以后的西欧国际关系》。文化之事,不是封闭里的独言独语,实则有敞开胸襟的一种互感与互动。“懂得西学的人,如果有国学基础,或者热爱国学中精华的遗存,是可以有创造的潜质的,”正如中国人民大学孙郁教授所言,“陈乐民先生主张西学与中学一体……他常常从东方的经验里凝视西学的元素,又从西洋哲学中反观我之故有文明。”和很多国际问题专家不同,陈乐民在谈欧洲问题的时候不是就欧洲谈欧洲,也不是把欧洲的一个特定时期与中国的某一特定时期作简单、机械的比较,而是能够用全球的眼光看中国,然后再以发展的眼光去消化西方的文明。

“比较”是必然的。正如陈乐民先生所言,“在我们生活的时代讲中国的任何大问题,都免不了与世界上其他国家做比较,特别是同西方国家做比较。”他认为,自从中国“开眼看世界”以来,我们几代人都在有意或无意地做各种比较,从各种角度做比较。为什么比?这是老话题,也是“历史传统”。在他看来,中西文化首先是两种不同性质的文化,其次各具不同的历史背景。在《中西之交》中,他首次廓清了“世界政治史和世界文明史的区别”以及“文明与文化的内涵”。从比较到超越比较,他认为中西文明“并不是非这样对立不可”。他认为,中西文明之交体现了一种不断进步的文明史观。首先,“文明的问题不能与具体的、现实的利益纠葛混淆在一起,国家关系如何归根到底系于政治和经济权益”;其次,国家之间政治分歧、贸易战“并不妨碍文明的沟通”,中西文明的总趋势仍然是“前进的、开放的和融合的”。

这是对当代中西之交的基本判断,也是对世界格局的基本判断,文化交流不同于政治谈判和经济贸易,政治、经济的谈判、签约都是比较“硬性”的,而文化的交流则是“软性”的。从实践看,相较于政治、经济中的利益冲突,文化的交流不但可以渗透到人和社会生活的深处,“对于不同民族间在人文领域里的相互认识和感染,常可起到政治经济起不到的作用”,甚至可以起到“润物无声”的作用,陈乐民先生认为,我们同欧洲的文化交流中有一种“不平衡”现象。即“中国的出发点(或目的性)非常明确”,为了自强自立,从19世纪中叶起,从洋务运动直到改革开放,长期奉行“拿来主义”,而这种不分“香花毒草”的一体“拿来”,
更多精彩尽在这里,详情点击:http://llzckj.com/,欧洲预选阿塞拜疆既破坏了中国之旧学,也加速了中国“礼崩乐坏”的进程。反观西方,它们对外文化交流,“不是要从西方以外去寻求自强自立之道,而是要施影响于外界。”其在《中西文化交流中之不平衡与前瞻》一文中强调,“西学东渐”的影响是具有社会意义的;“东学西渐”则没有社会性的影响。这是文明的性质决定的,不存在是非问题,也不存在感情立场的亲疏向背问题。

“从更积极的意义而言,中西文化交流是两大优秀文化的交流,是两大美学原则的交流。‘二美并’(中西之优秀传统文化)应该引出人类文化的新局面。”而且,中西在世界舞台上所起的作用,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举足轻重。(刘英团)

“积极做行动派、不做观望者”,促进14多亿人口的共同富裕,“中国之治”的实践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强大信心与力量,充分体现出一个大国应该有的责任与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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